当前位置：【咨询手记】从“拒绝”到一声“兄弟”——我用陪伴为琼姐点亮那盏灯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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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初春，我第一次见到琼姐。那天，天桥出口的旧沙发像一块磁石，吸着五六个浓妆艳抹的姐妹。我提着防艾物资袋走过去，老朋友们熟络地围上来，只有沙发最边缘的琼姐，把脸别向车流，手指紧紧攥着挎包带。 “你带来的有多的润滑剂没？”姐妹们嬉笑着翻我的包。琼姐却冷冷甩出一句：“我不要，我自己买的有。”职业直觉告诉我，这不是拒绝物资，是拒绝我这个人——她把我当成了便衣、记者，或者更糟的什么人。 我没急着解释，干脆一屁股坐到她们中间，递上一张印有我微信二维码的宣传单，故意把声音压得很家常：“琼姐，我们是专业防艾社工，不是政府也不是公安。我们只关心你们的健康，你的隐私在我这儿永远是第一位。这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，以后有啥想咨询、有啥需要，随时找我。”她接过单子，没扫码，但终于抬眼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里，有试探，也有一丝松动。
之后一个月，我照例去那片街区外展，没见到琼姐。问其他姐妹，说她回老家办离婚手续了。我默默记下，没再多问。 再见时，已是2026年5月。还是那个沙发，琼姐的妆比先前浓了许多，眼线画得又黑又重，像是要遮住什么。我走近，她下意识摸向自己的包，我抢先笑着递上安全套：“这是我们专项资金买的好质量的，就是给你们免费发的，拿着吧。”她犹豫了几秒，半推半就地接了两盒，嘴上仍嘟囔：“我自己有的……”但这次，她把盒子塞进了口袋最深处。这样发了几回物资后，我如愿加上了琼姐的微信。 那天外展收工已是深夜，回办公室整理资料时，微信突然跳出红点——是琼姐。她发来第一条消息：“下次你去哪个茶楼？几号？”我回复说六月中旬，具体时间等月初排计划。她紧接着问：“能帮我带瓶润滑剂吗？”我秒回：“没问题。” 6月10日，按约定时间，我准时出现在那间老茶馆。琼姐依旧和姐妹们排坐在长条沙发上，但这一次，她第一个站起来，主动接过我手里的安全套，又小声问：“油带来了吗？”我递给她时，心里涌上一阵微小的欣喜——信任，原来真的可以靠一次次“说到做到”来搭建。 趁其他姐妹熟门熟路地排队做快速检测，琼姐在一旁紧紧盯着，手指绞着衣角。等我忙完一轮，轻声问她：“琼姐，你也做一下吧？”她猛地摇头：“不做。”我悄悄把她拉到角落的包厢，关上门，她才低声说出恐惧：“如果查出来有问题，你会不会通知我家里人？”
我盯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琼姐，你的结果，只有你自己和我会知道。我以我的职业发誓，绝不泄露半句。”她沉默了很久，突然哽咽：“我之前……有过几次没戴套的，一直不敢查，怕……”我握住她的手：“正因为有过高危，才更要查。你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，无论结果怎样，我都会陪你走下一步。” 她终于点了头。采血时，她手抖得厉害，我轻轻托住她的手腕。15分钟等待，像半个世纪那么长。试纸上，第二道红线缓缓显现——阳性。 我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却像被重锤敲了一下。当时现场还有其他姐妹，我不能让她当众承受。我故意大声说：“走，琼姐，忙了一上午，我请你吃火锅去！”她愣了一下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默默跟我出了茶馆。 一路上，我尽量平静地问她最近有无其他传染病检查，她突然停住脚步，声音发颤：“兄弟，我是不是……中招了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如实告知：“快速检测有问题，必须去疾控做确证。我现在就带你去。”她没哭，只是脸色惨白，跟着我走进了疾控中心。 抽完确证血样，走出大门时，她终于崩溃，蹲在路边反复问：“我会不会很快就死了？”我一把拽起她：“死什么死，说了请你吃火锅，走！”那天我们坐在街边小摊，红油翻滚，我给她倒了一小瓶白酒。几杯下肚，她的话匣子彻底打开——失败的婚姻，狠心的前夫，为了养活孩子才从事了这个行业……最后，她红着眼睛说：“谢谢你，看得起我这种人，还把我当朋友。你能做我兄弟吗？” 我举起酒杯：“当然能，后面我还要为你提供服务呢。” 七天后，疾控王老师来电：“你带来的琼姐，确证阳性。”几乎同时，微信响起——琼姐发来长长一段话：“兄弟，我确诊了。疾控的老师很好，跟我说了很多，让我下个月去社区领药。我都记下了。兄弟，谢谢你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” 我盯着屏幕，眼框发酸。其实我明白，我只是递出了一张名片，守住了一次承诺，陪她走了一段路。但在天桥下的阴影里，像琼姐这样的姐妹还有很多，她们大多习惯了被嫌弃、被躲避。正是这一份份“说到做到”的坚持，加上疾控老师们专业的接力，才让我们能在她们晦暗的人生角落里，点亮起一盏盏微弱却坚定的灯。这点光或许照不亮整条夜路，但足以告诉她们：你还活着，你依然值得被爱，前面还有路要走。 德阳同道健康互助家园 黄永华撰稿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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